九日和韩魏公 九日和韓魏公
晚岁登门最不才，萧萧华发映金罍。
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
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
暮归冲雨寒无睡，自把新诗百遍开。
晚歲登門最不才，蕭蕭華髮映金罍。
不堪丞相延東閣，閒伴諸儒老曲臺。
佳節久從愁裏過，壯心偶傍醉中來。
暮歸衝雨寒無睡，自把新詩百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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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不才如我垂久老矣竟忝列先生的门下，金灿灿的酒器映照着我满头萧萧的白发。 惭愧呀魏公你如此看重又宴请了我，我在曲台编的那本书消磨了几多年华。 多少回重阳节从忧愁中过来的，多少回酒醉中又壮心偶发。 此番风雨之夜辗转无眠，起来把新诗一遍一遍地写下。不才如我垂久老矣竟忝列先生的門下，金燦燦的酒器映照着我滿頭蕭蕭的白髮。 慚愧呀魏公你如此看重又宴請了我，我在曲臺編的那本書消磨了幾多年華。 多少回重陽節從憂愁中過來的，多少回酒醉中又壯心偶發。 此番風雨之夜輾轉無眠，起來把新詩一遍一遍地寫下。
注释
1、九日：农历九月九日，即重阳节。 2、晚岁：作者时年五十六岁，故称。 3、金罍：泛指酒盏。 4、曲台：指太常寺，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1、九日：農曆九月九日，即重陽節。 2、晚歲：作者時年五十六歲，故稱。 3、金罍：泛指酒盞。 4、曲臺：指太常寺，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
赏析
作者：佚名 九日，指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韩魏公即 韩琦 ，字稚圭，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早年曾同 范仲淹 一起防御西夏，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先后出知扬州、定州、并州。嘉祐年间（1056—1063）还朝，历任枢密使、宰相。韩琦原作题为《乙巳重阳》，乙巳是1065年（宋英宗治平二年）。这年重阳节， 苏洵 参加了韩琦家宴，席间韩琦赋诗，当晚苏洵写了这首和诗，半年后苏洵就病逝了。在能够确定年份的苏洵诗中，这是最后一首；在今存近五十篇苏洵诗中，这首是他的压卷之作。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 欧阳修 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欲朝廷不次用之”；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 叶梦得 《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已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作者：佚名 九日，指農曆九月九日重陽節。韓魏公即 韓琦 ，字稚圭，相州安陽（今屬河南）人。早年曾同 范仲淹 一起防禦西夏，推行慶曆新政，新政失敗，先後出知揚州、定州、幷州。嘉祐年間（1056—1063）還朝，歷任樞密使、宰相。韓琦原作題爲《乙巳重陽》，乙巳是1065年（宋英宗治平二年）。這年重陽節， 蘇洵 參加了韓琦家宴，席間韓琦賦詩，當晚蘇洵寫了這首和詩，半年後蘇洵就病逝了。在能夠確定年份的蘇洵詩中，這是最後一首；在今存近五十篇蘇洵詩中，這首是他的壓卷之作。 首聯從多年來他們的交遊，一直寫到這天的宴會，語言高度概括，內涵十分豐富。蘇洵於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張方平、雅州雷簡夫的推薦信赴京謁見韓琦、 歐陽修 等名流重臣，從此成了他們的座上客。時蘇洵已四十八歲，年近半百，故說“晚歲登門”。雷簡夫稱蘇洵爲“王佐才”、“帝王師”，蘇洵實際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這裏卻自稱“不才”，且冠以“最”字，並以自已的那“蕭蕭華髮”同韓琦宴上的閃閃金罍（酒器）相映襯，表面自謙，實際充滿懷才不遇之感。 頷聯又從這天的宴會寫到他五年來的虛度光陰。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東閣”承“金罍”，表示對韓琦宴請的謝意，詩人自謙中也含着牢騷。漢武帝時公孫弘自舉賢良，數年而至宰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漢書·公孫弘傳》）這裏詩人即以公孫弘喻韓琦好賢而言自己不配這種禮遇。下句，詩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臺指太常寺。因《禮記》有《曲禮》篇，故稱專掌禮儀制度的太常寺爲“曲臺”。蘇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於太常寺修纂禮書，至赴宴時，剛完成《太常因革禮》一百卷，費時五年。蘇洵以自己能輔助帝王的才能來做這種白首窮經的工作，深感虛度年華，用非所長，這集中表現在“閒”、“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歐陽修薦蘇洵於朝廷，“欲朝廷不次用之”；韓琦也以爲可用，獨富弼主張“姑少待之”（ 葉夢得 《石林燕語》）。拖了兩年，朝廷才召蘇洵試舍人院。蘇洵拒絕赴試，朝廷授以試祕書省校書郎，不久又以蘇洵爲霸州文安縣（今屬河北）主簿，編纂太常禮書，直至去世。“書雖成於百篇，爵不過於九品。”（《老蘇先生會葬致語》）這就是詩人發出“閒伴諸儒老曲臺”的深沉哀嘆的原因。 頸聯尤爲歷代評論家所稱賞。重陽節歷來是人們登高賞菊，飲酒賦詩的好日子，但蘇洵卻在愁裏度過。“佳”和“愁”形成鮮明的對比，而“久”字更有豐富的內容。蘇洵在二十七歲以前“遊蕩不學”，不一定有“愁”。但從二十七歲開始，他發奮苦讀，希望有用於世，卻多次科考不第；後來，雖然名動京師，卻沉淪下僚，無法一展抱負。這個“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歲，很難再有所作爲。“偶傍”，說明他平時已經很少有雄心壯志；“醉中”，說明未醉時已清醒感到壯志難酬。但“傍”、“來”二字仍表現出“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氣尤不少衰”。（葉夢得《避暑錄話》） 尾聯以暮間歸來，反覆吟詠韓琦新詩作結，戛然而止，餘味無窮。韓琦《乙已重陽》說：“苦厭繁機少適懷，欣逢重九啓賓罍。招賢敢並翹材館，樂事難追戲馬臺。蘚布亂錢乘雨出，雁飛新陣拂雲來。何時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隨月令開。”韓琦詩中那種久居高位、賓朋滿座的富貴氣，使蘇洵更感到自己“閒伴諸儒”的窮窘；韓琦志滿意得之餘的淡淡閒愁，更激起了蘇洵壯志不酬的深沉哀怨。這就是他越讀韓琦新詩就越發難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爲全詩烘托出一種昏暗、淒冷的氣氛，而“寒無睡”，“百遍開”更活畫出這位“蕭蕭華髮”的老人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的神情。 葉夢得說：“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婉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錄話》）這一首詩在內容上“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悶；藝術風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傷”，含蓄蘊藉，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