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
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
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
江城白酒三杯釅，野老蒼顏一笑溫。
已約年年爲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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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春天的东风还不肯吹进东面的城门，我和你们二人已经骑着马出城去寻找去年我们游玩过的村落了。人就好像秋天的大雁一样，来去都会有音信痕迹可寻。可是往事就好像春天的一场大梦一样，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让我们去江城边上的酒馆，喝上三杯酒家自酿的好酒吧。这里的民风淳朴，乡间的老人会用饱经沧桑的脸孔上温暖的笑容来欢迎你的。我们已经约定了，每年春季的时候都要出东门踏青，所以，我的老朋友们啊，你们就不必因为此事担心挂念了。春天的東風還不肯吹進東面的城門，我和你們二人已經騎着馬出城去尋找去年我們遊玩過的村落了。人就好像秋天的大雁一樣，來去都會有音信痕跡可尋。可是往事就好像春天的一場大夢一樣，連一點痕跡都沒有留下。讓我們去江城邊上的酒館，喝上三杯酒家自釀的好酒吧。這裏的民風淳樸，鄉間的老人會用飽經滄桑的臉孔上溫暖的笑容來歡迎你的。我們已經約定了，每年春季的時候都要出東門踏青，所以，我的老朋友們啊，你們就不必因爲此事擔心掛念了。
注释
①这首诗出自《 苏轼 诗集》卷十二。1079年（元丰二年己未），苏轼四十四岁。由于他一直对当时 王安石 推行的新法持反对态度，在一些诗文中又对新法及因新法而显赫的“新进”作了讥刺，于是政敌便弹劾他“作为诗文讪谤朝政及中外臣僚，无所畏惮”。八月十八日，苏轼在湖州被捕，押至汴京，在御史台狱中关押四个月后获释。这年十二月，苏轼被贬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在州中安置，不得签署公文。他于第二年二月一日到达黄州，寓定惠院。五月二十九日，家人也迁到黄州，于是迁居临皋亭。1081年（元丰四年）正月二十日，往岐亭访陈慥，潘丙、古耕道、郭遘将他送至女王城东禅院。1082年（元丰五年），苏轼四十七岁。他于这一年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人出城寻春，为一年前的同一天在女王城所作的诗写下和诗。1083年（元丰六年）又有和诗。女王城在黄州城东十五里。战国时期，春申君任楚国宰相，受封淮北十二县，于是有了“楚王城”的误称。 ②“人似”句： 纪昀 评：“深警。”有三层意思，一层指前一年之事，前一年之人；二层指这一年之人，前一年之事；三层说人生当重人不重事，事情经过以后就不须提，而人有情有信，且常变常新，所以要重人。 ③“江城”句：酽，原指味浓，这里指酒的味道醇厚。这一句俱见人情，亦是“道人不惜阶前水”之意，平淡有味。 ④故人，意谓朋友们不用可怜他的贬斥而设法把他内调。 参考资料： 1、 《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①這首詩出自《 蘇軾 詩集》卷十二。1079年（元豐二年己未），蘇軾四十四歲。由於他一直對當時 王安石 推行的新法持反對態度，在一些詩文中又對新法及因新法而顯赫的“新進”作了譏刺，於是政敵便彈劾他“作爲詩文訕謗朝政及中外臣僚，無所畏憚”。八月十八日，蘇軾在湖州被捕，押至汴京，在御史臺獄中關押四個月後獲釋。這年十二月，蘇軾被貶爲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在州中安置，不得簽署公文。他於第二年二月一日到達黃州，寓定惠院。五月二十九日，家人也遷到黃州，於是遷居臨皋亭。1081年（元豐四年）正月二十日，往岐亭訪陳慥，潘丙、古耕道、郭遘將他送至女王城東禪院。1082年（元豐五年），蘇軾四十七歲。他於這一年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人出城尋春，爲一年前的同一天在女王城所作的詩寫下和詩。1083年（元豐六年）又有和詩。女王城在黃州城東十五里。戰國時期，春申君任楚國宰相，受封淮北十二縣，於是有了“楚王城”的誤稱。 ②“人似”句： 紀昀 評：“深警。”有三層意思，一層指前一年之事，前一年之人；二層指這一年之人，前一年之事；三層說人生當重人不重事，事情經過以後就不須提，而人有情有信，且常變常新，所以要重人。 ③“江城”句：釅，原指味濃，這裏指酒的味道醇厚。這一句俱見人情，亦是“道人不惜階前水”之意，平淡有味。 ④故人，意謂朋友們不用可憐他的貶斥而設法把他內調。 參考資料： 1、 《宋詩鑑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版）
赏析
作者：佚名 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诗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开垦东坡；得郡守徐猷庇护，访游近地，与渔樵相处。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 苏轼 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纪昀 评价说：“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纪昀评所谓“深警”，说的就是此意。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 宋玉 因 屈原 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 王逸 《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 参考资料： 1、 《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9-411页作者：佚名 作者寫這首詩時，來到黃州已兩年了，烏臺詩案的駭浪已成往事，詩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卻無法擺脫。《初到黃州》就自找樂趣：“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後又自尋精神寄託，手抄《金剛經》，又築南堂，開墾東坡；得郡守徐猷庇護，訪遊近地，與漁樵相處。至黃州後續有新交，詩酒唱和。詩題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黃州朝夕相處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 蘇軾 去岐亭訪陳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過一首七律。一年過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詩人心境盪漾。起句是據前一年所感的設想。“東風”爲春之信使，如城裏有了春意，“東風”這位信使就先自東門而入；此時，蘇軾卻一點感覺也沒有，他想，恐怕是“東風未肯入東門”吧。至於爲什麼“未肯入東門”，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記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門”，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搖村”。就在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時節，渴望春意的詩人主動“出郊尋春”了。他是舊地尋春，又是“走馬”而去，所以次句說“走馬還尋去歲村”。 接下去不寫尋春所獲，卻宕開一筆，忽出警句：“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 紀昀 評價說：“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鳥，有感於外界信息而動。鴻雁南來北往，即使年年如此從不懈怠，在瞬息萬變的宇宙中也不會留下什麼痕跡。人之如候鳥，正在於此，只不過人間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複雜得多；但同樣，人因有感而動，其中一切經歷、一切思緒，也只如春夢一般，時過境遷，了無痕跡。蘇軾之所以有“人似秋鴻，事如春夢”之感，究其根源，是由於他遭受過烏臺詩案的沉重打擊，又正在貶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戀和煩惱，都強自推向“春夢了無痕”的虛無境地，以解脫失意中難以消除的痛苦。紀昀評所謂“深警”，說的就是此意。這是就三、四兩句本身來說。若就它在全詩中的關合來說，則妙在虛實離即之聞。“人似秋鴻”，實接首聯；“事如春夢”，反照下文。把人生進取、政治抱負都看得淡漠了，於是纔有超然曠達、出郊尋春之舉，於是纔有下邊四句所表達的春遊之樂。它看似遊離，實爲全詩的關鍵所在。 “江城”指位於長江北岸的黃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溫和的野老蒼顏，既可具體指這次春遊的歡聚暢飲，也可概括蘇軾在黃州的生活樂趣。總之，他是以此爲樂，甚至要以此爲歸宿了。前一年訪故友陳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湧上心頭；這一年出郊尋春，又有潘丙、郭遘爲伴，酒醺顏面。山水自然之樂，人情樸野之純，完全可以驅除那些煩惱的往事，也完全可以沖淡甚至忘卻他當時的困厄。所以，詩的最後說：“已約年年爲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賦《招魂》”，指 宋玉 因 屈原 忠而見棄，作《招魂》諷諫楚懷王，希望他悔悟，召還屈原（這一說法出自 王逸 《楚辭章句》，但經後人辨析，其說有誤）；蘇軾在這裏借指老朋友們爲他的復出奔走。最後兩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黃州過得很好，已和這裏的朋友們約定每年作此尋春之遊，你們不必爲我的處境擔憂，也不必爲朝廷召我還京多操心。 蘇軾“奮厲有當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堯舜，此事何難”。但在神宗、哲宗兩朝黨爭中幾經起落，而其“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唯已之是信”（馬永卿《元城語錄》），又從不“俯身從衆，卑論趨時”（《登州謝宣詔赴闕表》），遂使他一生陷於無邊的災難之中。蘇軾對待歷時三十年的災難，總的態度是“隨緣自適”，但各個時期又有不同。剛開始的時候，他赴密州途中說過“用舍由時，行藏在我”（《沁園春》詞）的話，那時還有還朝的願望。烏臺詩案中他自料必死無疑，誰知未死。而貶去黃州，恍如隔世；經過這一次打擊，“平時種種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他在黃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覺“不可勝悔”，“今雖改之，後必復作”，不如“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黃州安國寺記》）再從他在黃州的詩詞文賦和種種活動看，他對起復還朝已失去信心。因此，這首詩的結尾兩句，不是牢騷，不是反語，是一種真情實感。蘇軾在黃州寄情詩書山水，寄情新交故舊，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異於失意文士的消極避世。他的畫像自題詩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澹州。”也不應看作牢騷反話。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時，總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這是他度過一切災難的精神力量。他臨死時對兒子說：“吾生不惡，死必不墜。”人們敬仰他、紀念他，一個原因是他的詩、詞、文、書、畫五藝俱絕，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腸，一種開闊曠達的襟懷。 參考資料： 1、 《宋詩鑑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版，第409-4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