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田家 / 伤田家 詠田家 / 傷田家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
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
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
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
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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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作者：佚名 二月里蚕儿刚刚出子，就早早的卖掉了一年的新丝， 五月里秧苗还在地里，又早早的卖去了一年的新谷。 只顾医治眼下的毒疮，也只有剜去自己心上的肉。 我但愿君王的心啊，能够变成一支光明的蜡烛。 不要再去照亮那穿着绫罗绸缎的富贵人家的筵席， 而只是来照看照看这无衣无食的逃亡庄户的茅屋。作者：佚名 二月裏蠶兒剛剛出子，就早早的賣掉了一年的新絲， 五月裏秧苗還在地裏，又早早的賣去了一年的新谷。 只顧醫治眼下的毒瘡，也只有剜去自己心上的肉。 我但願君王的心啊，能夠變成一支光明的蠟燭。 不要再去照亮那穿着綾羅綢緞的富貴人家的筵席， 而只是來照看照看這無衣無食的逃亡莊戶的茅屋。
注释
粜（tiào）：出卖谷物。 眼前疮（chuāng）：指眼前的困难，眼前的痛苦。 剜（wān）却：挖掉，用刀挖除。 心头肉：身体的关键部位，这里喻指赖以生存的劳动果实。 绮（qǐ）罗：贵重的丝织品。这里指穿绫罗绸缎的人。筵（yán）：宴席。 逃亡屋：贫苦农民无法生活，逃亡在外留下的空屋。糶（tiào）：出賣穀物。 眼前瘡（chuāng）：指眼前的困難，眼前的痛苦。 剜（wān）卻：挖掉，用刀挖除。 心頭肉：身體的關鍵部位，這裏喻指賴以生存的勞動果實。 綺（qǐ）羅：貴重的絲織品。這裏指穿綾羅綢緞的人。筵（yán）：宴席。 逃亡屋：貧苦農民無法生活，逃亡在外留下的空屋。
赏析
这首诗的创作时间不详。唐末广大农村破产，农民遭受的剥削更加惨重，至于颠沛流离，无以生存。在这样的严酷背景上，产生了可与李绅《悯农二首》前后辉映的聂夷中《咏田家》。 这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全诗八句四十字，展示了唐末农民遭受的严重剥削，表达了作者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这首诗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鲜明的对比，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把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描写得历历如绘，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烘托得淋漓尽致，同时充分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 诗的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残酷的高利贷剥削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 开篇就揭露封建社会农村一种典型“怪”事：“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写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的悲惨境地。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为济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二”“五”月极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地步。“卖”“粜”状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和无比痛苦。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谷等农家命根，但这比喻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决非“顾得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剜却性命攸关的“心头肉”以疗眼前毒疮，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旧伤未愈添新伤，穷困伴着死亡行，这就是对当时广大农民濒临绝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直抒胸臆，尽吐胸中块垒，表达诗人对解决正在激化中的社会矛盾的希望和设想，深寄对“君主”的讥刺之意，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颇合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诗人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君王”所代表的个人利益。 “君王”之“烛”只照地主豪绅，权贵达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农舍，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 “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非死而徙尔”（柳宗元《捕蛇者说》），充满作者对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锐地讥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味出那激化社会矛盾的真正罪手。 这首诗之所以向为人们所传诵，除了它真实而带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现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对农民被迫借取高利贷及其更惨痛的后果，诗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却心头肉”以“医得眼前疮”来比喻之。剜肉补疮，并非根本的疗毒之策，它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新局面。这样以剜肉补疮来比喻农民以借高利贷济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过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过的了。这个比喻，一方面使诗歌的形象具备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使有限的形式容纳了无限广阔深厚的社会内容。 其次，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把封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给历历如绘的描写出来了。“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比的意味。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泽不均，只顾富室，不恤贫苦，这一对比，就把“君王”的阶级立场给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宴，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这一对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给突现出来了。如此形象的对比，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给烘托得淋漓尽致。 此外，这首诗的语言颇质朴通俗，感情也很真诚感人，充分显示了聂夷中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洗剥到极净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关教化”（《唐音癸签》），从此诗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与语言的朴素凝炼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這首詩的創作時間不詳。唐末廣大農村破產，農民遭受的剝削更加慘重，至於顛沛流離，無以生存。在這樣的嚴酷背景上，產生了可與李紳《憫農二首》前後輝映的聶夷中《詠田家》。 這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詩，全詩八句四十字，展示了唐末農民遭受的嚴重剝削，表達了作者對廣大貧苦農民的深切關懷與同情。這首詩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藝術性，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鮮明的對比，使得詩歌的容量更爲廣闊，把貧富懸殊的階級差別描寫得歷歷如繪，也把作者鮮明的愛憎之情烘托得淋漓盡致，同時充分表現了作者駕馭語言、節制感情的功力。 詩的前四句爲第一層，主要描寫殘酷的高利貸剝削給廣大農民所帶來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 開篇就揭露封建社會農村一種典型“怪”事：“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寫出了農民在青黃不接之時被迫借貸的悲慘境地。二月還未着手養蠶，五月稻子尚處青苗期，然而，貧苦的農民迫於生計，爲濟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來的新絲、新谷作抵押，借上“驢打滾”的高利貸。“二”“五”月極言時間之早，這麼早就背上閻王債，足以說明農民已到了山窮水盡、骨枯髓乾的地步。“賣”“糶”狀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農民的辛酸血淚和無比痛苦。 “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兩句，運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貸吮血噬骨的殘酷剝削本質。“眼前瘡”固然比喻眼前急難，“心頭肉”固然比喻絲谷等農家命根，但這比喻所取得的驚人效果決非“顧得眼前顧不了將來”的概念化表述能及萬一。剜卻性命攸關的“心頭肉”以療眼前毒瘡，是迫不得已，其後果更是不堪想象。舊傷未愈添新傷，窮困伴着死亡行，這就是對當時廣大農民瀕臨絕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動寫照。“挖肉補瘡”，自古未聞，但如此寫來最能盡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爲千古傳誦的名句。 詩的後四句爲第二層，主要是直抒胸臆，盡吐胸中塊壘，表達詩人對解決正在激化中的社會矛盾的希望和設想，深寄對“君主”的譏刺之意，表達改良現實的願望，頗合新樂府倡導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詩人把解決矛盾的希望寄託在“君王”身上，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時代和階級的侷限性，但是，也從另一個側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會最高統治者“君王”所代表的個人利益。 “君王”之“燭”只照地主豪紳，權貴達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農舍，即客觀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滿之意見於言外，妙在運用反筆揭示皇帝昏聵，世道不公。 “綺羅筵”與“逃亡屋”構成鮮明對比，反映出兩極分化的尖銳階級對立的社會現實，增強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農家賣青破產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點出其結果必然是：“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呼號而轉徙，飢渴而頓踣”，“非死而徙爾”（柳宗元《捕蛇者說》），充滿作者對田家的同情，並含蓄而尖銳地譏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讀者能夠透過黑暗的社會現實，思味出那激化社會矛盾的真正罪手。 這首詩之所以向爲人們所傳誦，除了它真實而帶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現了封建社會的黑暗現實、反映了農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還在於它有高超的表現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詩歌的容量更爲廣闊。對農民被迫借取高利貸及其更慘痛的後果，詩人並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卻心頭肉”以“醫得眼前瘡”來比喻之。剜肉補瘡，並非根本的療毒之策，它只會造成更加嚴重的新局面。這樣以剜肉補瘡來比喻農民以借高利貸濟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過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過的了。這個比喻，一方面使詩歌的形象具備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問題的本質，使有限的形式容納了無限廣闊深厚的社會內容。 其次，鮮明的對比手法的運用，把封建社會中貧富懸殊的階級差別給歷歷如繪的描寫出來了。“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對“君王”的希冀之語，但其中卻包含了雙重對比的意味。從“君王”的角度來說，恩澤不均，只顧富室，不恤貧苦，這一對比，就把“君王”的階級立場給鮮明地展示在讀者面前；從社會現實的角度來看，一邊是權貴豪門華麗的衣着，豐盛的筵宴，一邊卻是無衣無食，貧困破產，逃亡在外。這一對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貸剝削農民的嚴重惡果給突現出來了。如此形象的對比，也把作者鮮明的愛憎之情給烘托得淋漓盡致。 此外，這首詩的語言頗質樸通俗，感情也很真誠感人，充分顯示了聶夷中駕馭語言、節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論唐詩，認爲聶夷中等人“洗剝到極淨極省，不覺自成一體”，而“夷中詩尤關教化”（《唐音癸籤》），從此詩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與語言的樸素凝鍊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