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三良 詠三良
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
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
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
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
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
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
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
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
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
束帶值明後，顧盼流輝光。
一心在陳力，鼎列誇四方。
款款效忠信，恩義皎如霜。
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
壯軀閉幽隧，猛志填黃腸。
殉死禮所非，況乃用其良。
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
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
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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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衣冠整洁的三良正遇上明君秦穆公，他们才高志大，一顾一盼都光彩四射。 他们竭尽全力辅助朝政，使秦国与列国鼎足而立，受到四方称颂。 三良效忠穆公恳切殷勤忠诚不二，君臣间恩礼情义就像秋霜般洁净。 穆公在生时同三良就像一个人一样，死了也不肯同三良分身。 壮士之躯埋闭在幽深墓道，勇猛之志只得填充在棺木中。 人死陪葬不是礼义之举，况且还是用他的忠信良臣！ 霸主的基业于是乎衰败不振，而晋楚的国势趁此壮大兴隆。 魏武帝之子之所以不从父命，以人为殉，是认识到父亲被疾病搞迷乱了，遗命不需要遵从。 康公遵从非礼的殉葬作法，陷入父皇陷阱，我想揭竿而起讨伐那昏庸的秦康公。衣冠整潔的三良正遇上明君秦穆公，他們才高志大，一顧一盼都光彩四射。 他們竭盡全力輔助朝政，使秦國與列國鼎足而立，受到四方稱頌。 三良效忠穆公懇切殷勤忠誠不二，君臣間恩禮情義就像秋霜般潔淨。 穆公在生時同三良就像一個人一樣，死了也不肯同三良分身。 壯士之軀埋閉在幽深墓道，勇猛之志只得填充在棺木中。 人死陪葬不是禮義之舉，況且還是用他的忠信良臣！ 霸主的基業於是乎衰敗不振，而晉楚的國勢趁此壯大興隆。 魏武帝之子之所以不從父命，以人爲殉，是認識到父親被疾病搞迷亂了，遺命不需要遵從。 康公遵從非禮的殉葬作法，陷入父皇陷阱，我想揭竿而起討伐那昏庸的秦康公。
注释
①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 ②明后：明君，谓秦穆公。 ③幽隧：墓道。 ④黄肠：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指棺木。 ⑤张皇：张大、扩大。 ⑥从邪：指殉葬之作法。 ⑦彼狂：指秦穆公子康公。①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針虎爲殉，皆秦之良也。 ②明後：明君，謂秦穆公。 ③幽隧：墓道。 ④黃腸：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指棺木。 ⑤張皇：張大、擴大。 ⑥從邪：指殉葬之作法。 ⑦彼狂：指秦穆公子康公。
赏析
这首诗是柳宗元在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贬谪永州（今属湖南）期间读书有感而作。柳宗元在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被贬来永州，而唐宪宗即位（806年）后，仍信谗贬贤，柳宗元仍然流放在偏远荒凉的永州任司马，这使柳宗元感到失望、迷茫和郁愤。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這首詩是柳宗元在唐憲宗元和四年（809年）貶謫永州（今屬湖南）期間讀書有感而作。柳宗元在唐順宗永貞元年（805年）被貶來永州，而唐憲宗即位（806年）後，仍信讒貶賢，柳宗元仍然流放在偏遠荒涼的永州任司馬，這使柳宗元感到失望、迷茫和鬱憤。 “三良”事最早見於《詩經·秦風·黃鳥》。據《左傳》魯文公六年載，“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針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此後史家、詩人對秦穆公殺害三良一事的評論便絡繹不絕，有對具體史實進行加工的，如東漢應劭認爲秦穆公與三良約定同生共死，三良自願殉葬；有由此探討君臣關係、個體生命價值的，如陶淵明、蘇軾等等。 柳宗元《詠三良》詩意可分兩層來分析。前十句爲第一層，是就三良來說。詩人以飽蘸熱情之筆，刻畫了三良一心報國、忠君以死的義士形象。應該說，這與《黃鳥》一詩的記載是相違背的。《黃鳥》首章雲：“交交黃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清馬瑞辰曰：“詩以黃鳥之止棘、止桑、止楚，爲不得其所，興三良之從死，爲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黃鳥所宜止，《小雅·黃鳥》詩‘無集於桑’是其證也。”馬說甚是。詩中描繪三良死前是“臨其穴，惴惴其慄”，全無視死如歸的氣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證。不過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漢末王粲《詠史詩》論三良之死曰：“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隨？……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認爲他們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詩對照，無論是“束帶值明後”與“結髮事明君”的細節描繪，還是“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與“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的死亡價值判斷，其相似之處都是驚人的。究其原因，王粲《詠史詩》作於漢獻帝建安十六年隨曹操西征馬超歸途中，其時王粲效力於曹氏不久，故宣揚“士爲知己者死”的精神，認爲三良從穆公而死乃忠義之舉。而柳宗元《詠三良》則是借史事來抒己之懷抱，既有對在朝爲官時崢嶸歲月的回憶，又有對憲宗者流打擊王叔文政治集團行爲的討伐。其《讀書》一詩云：“幽沈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籲。”《詠史》之詠歎燕昭王、樂毅，《詠三良》之批判秦康公，無不是由讀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詩云：“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爲身謀。”順宗重用王叔文集團，劉禹錫、柳宗元等人積極參政，使得“人情大悅”，政局爲之一新。“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寫照。 然而若撇開柳宗元《詠三良》詩的政治隱喻不談，而就其對君臣關係的討論來看，不得不說此詩的深刻性和陶淵明的同題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詩雖亦有“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向已從，計議初無虧”的描述，但“忠情謬獲露，遂爲君所私”與“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的議論，則深刻揭示了爲人臣子的無奈與悲哀。事君以忠，爲君所賞，本是做臣子的價值體現，但若過於忠誠，連同身家性命都被國君據爲己有，那麼結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淵明說“忠情謬獲露”，“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與其對臣子的控制緊緊聯繫在一起，“君命安可違”實乃“君命不可違”。他對君主專制下的臣子的個人價值進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國之公器，非國君的一己之私，更何況人本身又具有獨立存在的價值。這直接啓發了蘇軾《和〈詠三良〉》“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中洋溢的對個體獨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中對爲人臣子原則的揭櫫。宗元《詠三良》詩在這一點上，和陶淵明相比是一個倒退。 《詠三良》詩的後六句爲第二層，是就秦康公來說。秦穆公命令三良爲自己殉葬，這在禮儀上是不合的，朱熹即雲：“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在中原地區人看來，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極其野蠻的行爲，又何況其中還有國家的賢才。穆公死後，秦國的東征有所緩慢，晉、楚相繼稱霸，這和穆公以賢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關係。《左傳》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宗元所論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圖並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藉此討伐穆公的繼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與魏顆進行比較。《左傳》魯宣公十五年記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魏顆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間選擇了改嫁父妾的做法。這樣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罵名。可是在史書有關三良殉死的記載中，卻沒有康公的聲音，甚至讓人感覺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顯是錯誤的，倘若三良從死並非出於自願而是脅迫所致，康公命令他們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親殘暴的遺命付諸行動，而且還可贏得人心，加強自己的統治基礎，甚至可以繼續父親的東征事業。在這種情況下，康公如果選擇沉默，即是承認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礎上立論的。應該說宗元的立論角度是頗爲新穎的，然而倘若仔細研究，則會發現宗元的論證恰恰是偏頗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國的風俗與中原地區不同，以人殉葬是習以爲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爲是合乎舊俗而有違於情理，沒有與時俱進。宗元對秦國當時舊俗似乎沒有注意到，沒有把穆公父子的行爲放到特定的環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與魏顆面對的情況是不同的：魏顆面臨着兩種選擇，即既可以執行武子神智清醒時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執行其父神智不清時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種選擇，在“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而》）的春秋時期，康公執行父命乃被動行事，無可厚非。當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盡孝而不顧國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終毀了父親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討伐他也是對的，這表現了宗元的人道主義精神和時代的進步。不過宗元說“吾欲討彼狂”，稱康公爲狂亂之人，大加討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蘇轍以爲：“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於魏顆矣。故黃鳥之詩交譏之也。”與宗元一樣，蘇轍對康公的處境似乎沒有明察，自然也談不上“瞭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詩的寫作意圖而言，如前所述，此詩是借討伐康公來討伐唐憲宗。柳宗元認爲康公與憲宗的共同點是“從邪陷厥父”。這裏，他又犯了一個邏輯上的錯誤。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錯誤的，康公如果改變父命，這無疑是正確之舉。可是現在宗元以憲宗來類比康公，就詩歌本身來說，應該是責備憲宗沒有改變父親錯誤的命令，但實際情況是憲宗改變了在宗元看來是正確的命令，因爲他把順宗朝幾乎所有的變革措施都廢除了，並且殘酷打擊了所有運動參與者。所以宗元把憲宗和康公相類比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