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诣超师院读禅经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
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
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
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
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
日出雾露馀，青松如膏沐。
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
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
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
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
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
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
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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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汲来清凉井水漱口刷牙，心清了再拂去衣上尘土。 悠闲地捧起佛门贝叶经，信步走出东斋吟咏朗读。 佛经真谛世人并无领悟，荒诞之事却为人们追逐。 佛儒精义原也可望暗合，但修养本性我何以精熟。 道人禅院多么幽雅清静，绿色鲜苔连接竹林深处。 太阳出来照着晨雾余露，苍翠松树宛若沐后涂脂。 清静使我恬淡难以言说，悟出佛理内心畅快满足。汲來清涼井水漱口刷牙，心清了再拂去衣上塵土。 悠閒地捧起佛門貝葉經，信步走出東齋吟詠朗讀。 佛經真諦世人並無領悟，荒誕之事卻爲人們追逐。 佛儒精義原也可望暗合，但修養本性我何以精熟。 道人禪院多麼幽雅清靜，綠色鮮苔連接竹林深處。 太陽出來照着晨霧餘露，蒼翠松樹宛若沐後塗脂。 清靜使我恬淡難以言說，悟出佛理內心暢快滿足。
注释
⑴诣（yì）：到，往。超师院：指龙兴寺净土院；超师指住持僧重巽。禅经：佛教经典。 ⑵汲（jí吉）：从井里取水。 ⑶拂：抖动。 ⑷贝叶书：一作“贝页书”。在贝多树叶上写的佛经。因古代印度用贝叶书写佛经而得名，又叫贝书。 ⑸东斋（zhāi）指净土院的东斋房。 ⑹真源：指佛理“真如”之源，即佛家的真意。了（liăo）：懂得，明白。 ⑺妄迹：迷信妄诞的事迹。 ⑻遗言：指佛经所言。冀：希望。冥：暗合。 ⑼缮性：修养本性。熟：精通而有成。 ⑽道人：指僧人重巽。缮：修持。 ⑾膏：润发的油脂。沐（mù木）：湿润、润译。 ⑿澹（dàn）然：亦写作“淡然”，恬静，冲淡，宁静状。 ⒀悟悦：悟道的快乐。⑴詣（yì）：到，往。超師院：指龍興寺淨土院；超師指住持僧重巽。禪經：佛教經典。 ⑵汲（jí吉）：從井裏取水。 ⑶拂：抖動。 ⑷貝葉書：一作“貝頁書”。在貝多樹葉上寫的佛經。因古代印度用貝葉書寫佛經而得名，又叫貝書。 ⑸東齋（zhāi）指淨土院的東齋房。 ⑹真源：指佛理“真如”之源，即佛家的真意。了（liăo）：懂得，明白。 ⑺妄跡：迷信妄誕的事蹟。 ⑻遺言：指佛經所言。冀：希望。冥：暗合。 ⑼繕性：修養本性。熟：精通而有成。 ⑽道人：指僧人重巽。繕：修持。 ⑾膏：潤髮的油脂。沐（mù木）：溼潤、潤譯。 ⑿澹（dàn）然：亦寫作“淡然”，恬靜，沖淡，寧靜狀。 ⒀悟悅：悟道的快樂。
赏析
作者：佚名 此首诗为诗人被贬永州时所作，约写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当时， 柳宗元 住永州龙兴寺。龙兴寺在城南，住持僧为重巽，坐禅于龙兴寺净土院，与往在龙兴寺西厢的柳宗元相邻。诗中所说“超师院”的“院”是指净土院；“超师”自然是指重巽。由于重巽是楚之南的“善言佛者”，故称其为“超师”。柳宗元于永州好佛求其道，主要是拜重巽为师，或请其讲“佛道”，或到净土院读佛经。 柳宗元生活在一个腐朽衰败的时代，身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客观上受到无数打击，主观上又受到儒、释、道“三教调和”思想的限制，结果才不得施展政治抱负，贬斥终身，壮志未酬，走完了悲剧的一生。他像当时大多数有志于积极用世的封建知识分子一样，在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上坚信儒家学说，以实现尧、舜、孔子“圣人之道”为奋斗的最终目的；同时又在佛教盛行的唐代崇信佛教，主张“统合儒释”（《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不过，他的崇信佛教，与 王维 愚妄地佞佛逃世不同，与 白居易 以信佛寓“独善之志”也不同。他是把佛教与诸子学说并列看待，想从中找出积极有益的内容作为济世的手段，以实现“辅时及物”的理想。不幸的是他没有也不可能如愿，由于自身思想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和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倾向，最终落入了佛教唯心主义的泥沼。特别是在他遭贬永州之后，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前途无望，更促使他到佛教中去寻求宁静与解脱，其时佛教对他的消极影响就更明显了。作者：佚名 此首詩爲詩人被貶永州時所作，約寫於公元806年（元和元年）。當時， 柳宗元 住永州龍興寺。龍興寺在城南，住持僧爲重巽，坐禪於龍興寺淨土院，與往在龍興寺西廂的柳宗元相鄰。詩中所說“超師院”的“院”是指淨土院；“超師”自然是指重巽。由於重巽是楚之南的“善言佛者”，故稱其爲“超師”。柳宗元於永州好佛求其道，主要是拜重巽爲師，或請其講“佛道”，或到淨土院讀佛經。 柳宗元生活在一個腐朽衰敗的時代，身爲統治階級的一員，客觀上受到無數打擊，主觀上又受到儒、釋、道“三教調和”思想的限制，結果纔不得施展政治抱負，貶斥終身，壯志未酬，走完了悲劇的一生。他像當時大多數有志於積極用世的封建知識分子一樣，在社會政治思想和倫理道德觀念上堅信儒家學說，以實現堯、舜、孔子“聖人之道”爲奮鬥的最終目的；同時又在佛教盛行的唐代崇信佛教，主張“統合儒釋”（《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不過，他的崇信佛教，與 王維 愚妄地佞佛逃世不同，與 白居易 以信佛寓“獨善之志”也不同。他是把佛教與諸子學說並列看待，想從中找出積極有益的內容作爲濟世的手段，以實現“輔時及物”的理想。不幸的是他沒有也不可能如願，由於自身思想上的主觀唯心主義因素和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學傾向，最終落入了佛教唯心主義的泥沼。特別是在他遭貶永州之後，由於政治上的失意，前途無望，更促使他到佛教中去尋求寧靜與解脫，其時佛教對他的消極影響就更明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