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李十一醉忆元九 同李十一醉憶元九
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
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
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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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花开时我们一同醉酒以消除浓浓春愁，醉酒后攀折了花枝当做行令筹子。 突然间，想到老友远去他乡不可见，计算一下路程，你今天该到梁州了。花開時我們一同醉酒以消除濃濃春愁，醉酒後攀折了花枝當做行令籌子。 突然間，想到老友遠去他鄉不可見，計算一下路程，你今天該到梁州了。
注释
破：破除，解除。 酒筹：饮酒时用以记数或行令的筹子。 天际：肉眼能看到的天地交接的地方。 计程：计算路程。梁州：地名，在今陕西汉中一带。 参考资料： 1、 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7月修订第3版。 2、 时海成 ．高中古诗词阅读鉴赏 ：文汇出版社 ，2011年6月破：破除，解除。 酒籌：飲酒時用以記數或行令的籌子。 天際：肉眼能看到的天地交接的地方。 計程：計算路程。梁州：地名，在今陝西漢中一帶。 參考資料： 1、 商務印書館《現代漢語詞典》1996年7月修訂第3版。 2、 時海成 ．高中古詩詞閱讀鑑賞 ：文匯出版社 ，2011年6月
赏析
作者：佚名 唐人喜欢以行第相称。这首诗中的“元九”就是在中唐诗坛上与 白居易 齐名的 元稹 。元和四年（809年），元稹奉使去东川。白居易在长安，与他的弟弟白行简和李杓直（即诗题中的李十一）一同到曲江、慈恩寺春游，又到杓直家饮酒，席上忆念元稹，就写了这首诗。 作者：佚名 唐人喜欢以行第相称。这首诗中的“元九”就是在中唐诗坛上与 白居易 齐名的 元稹 。809年（元和四年），元稹奉使去东川。白居易在长安，与他的弟弟白行简和李杓直（即诗题中的李十一）一同到曲江、慈恩寺春游，又到杓直家饮酒，席上忆念元稹，就写了这首诗。 诗的首句，据当时参加游宴的白行简在他写的《三梦记》中记作“春来无计破春愁”，照说应当是可靠的；但《白氏长庆集》中却作“花时同醉破春愁”。一首诗在传钞或刻印过程中会出现异文，而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也会反复推敲，多次易稿。就此诗来说，白行简所记可能是初稿的字句，《白氏长庆集》所录则是最后的定稿。诗人之所以要作这样的修改，是因为在章法上，诗的首句是“起”，次句是“承”，第三句当是“转”。从首句与次句的关系看，把“春来无计”改为“花时同醉”，就与“醉折花枝”句承接得更紧密，而在上下两句中，“花”字与“醉”字重复颠倒运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再就首句与第三句的关系看，“春愁”原是“忆故人”的伏笔，但如果一开头就说“无计破春愁”，到第三句将无法显示转折。这样一改动，先说春愁已因花时同醉而破，再在第三句中用“忽忆”两字陡然一转，才见波澜起伏之美，从而跌宕出全篇的风神。 这首诗的特点是，即席拈来，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而情意的表达，主要在篇末“计程今日到梁州”一句。“计程”由上句“忽忆”来，是“忆”的深化。故人相别，居者忆念行者时，随着忆念的深入，常会计算对方此时已否到达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这里，诗人意念所到，深情所注，信手写出这一生活中的实意常情，给人以特别真实、特别亲切之感。 白居易对元稹行程的计算是很准确的。当他写这首《醉忆元九》诗时，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写了一首《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元稹对这首诗的说明是：“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倏然而寤，则递乘及阶，邮吏已传呼报晓矣。”巧的是，白居易诗中写的真事竟与元稹写的梦境两相吻合。这件事，表面上有一层神秘色彩，其实是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现的巧合，而这一巧合正是以元稹、白居易平日的友情为基础的。唐代长安城东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当时的游赏胜地。而且，进士登科后，皇帝就在曲江赐宴；慈恩寺塔即雁塔，又是新进士题名之处。他们两人应当常到这两处共同游宴。对元稹说来，当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怀念故人、追思昔游时，这两处长安名胜，不仅在日间会时时浮上他的心头，当然也会在夜间进入他的梦境。由于这样一个梦原本来自对故人、对长安、对旧游的朝夕忆念，他也只是如实写来，未事渲染，而无限相思、一片真情已全在其中。其情深意真，是可以与白居易的诗比美的。 读者更可见两人的交谊之笃，也更可见白居易的这首诗虽像是偶然动念，随笔成篇，却有其深厚真挚的感情基础。如果把两人的诗合起来看：一写于长安，一写于梁州；一写居者之忆，一写行人之思；一写真事，一写梦境；诗中情事却如《本事诗》所说，“合若符契”。而且，两诗写于同一天，又用的是同一韵。这是两情的异地交流和相互感应。读者不仅可以领略诗篇的艺术魅力，而且可以从它的感情内容得到真和美的享受。作者：佚名 唐人喜歡以行第相稱。這首詩中的“元九”就是在中唐詩壇上與 白居易 齊名的 元稹 。元和四年（809年），元稹奉使去東川。白居易在長安，與他的弟弟白行簡和李杓直（即詩題中的李十一）一同到曲江、慈恩寺春遊，又到杓直家飲酒，席上憶念元稹，就寫了這首詩。 作者：佚名 唐人喜歡以行第相稱。這首詩中的“元九”就是在中唐詩壇上與 白居易 齊名的 元稹 。809年（元和四年），元稹奉使去東川。白居易在長安，與他的弟弟白行簡和李杓直（即詩題中的李十一）一同到曲江、慈恩寺春遊，又到杓直家飲酒，席上憶念元稹，就寫了這首詩。 詩的首句，據當時參加遊宴的白行簡在他寫的《三夢記》中記作“春來無計破春愁”，照說應當是可靠的；但《白氏長慶集》中卻作“花時同醉破春愁”。一首詩在傳鈔或刻印過程中會出現異文，而作者對自己的作品也會反覆推敲，多次易稿。就此詩來說，白行簡所記可能是初稿的字句，《白氏長慶集》所錄則是最後的定稿。詩人之所以要作這樣的修改，是因爲在章法上，詩的首句是“起”，次句是“承”，第三句當是“轉”。從首句與次句的關係看，把“春來無計”改爲“花時同醉”，就與“醉折花枝”句承接得更緊密，而在上下兩句中，“花”字與“醉”字重複顛倒運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再就首句與第三句的關係看，“春愁”原是“憶故人”的伏筆，但如果一開頭就說“無計破春愁”，到第三句將無法顯示轉折。這樣一改動，先說春愁已因花時同醉而破，再在第三句中用“忽憶”兩字陡然一轉，才見波瀾起伏之美，從而跌宕出全篇的風神。 這首詩的特點是，即席拈來，不事雕琢，以極其樸素、極其淺顯的語言，表達了極其深厚、極其真摯的情意。而情意的表達，主要在篇末“計程今日到梁州”一句。“計程”由上句“忽憶”來，是“憶”的深化。故人相別，居者憶念行者時，隨着憶念的深入，常會計算對方此時已否到達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這裏，詩人意念所到，深情所注，信手寫出這一生活中的實意常情，給人以特別真實、特別親切之感。 白居易對元稹行程的計算是很準確的。當他寫這首《醉憶元九》詩時，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寫了一首《梁州夢》：“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元稹對這首詩的說明是：“是夜宿漢川驛，夢與杓直、樂天同遊曲江，兼入慈恩寺諸院，倏然而寤，則遞乘及階，郵吏已傳呼報曉矣。”巧的是，白居易詩中寫的真事竟與元稹寫的夢境兩相吻合。這件事，表面上有一層神祕色彩，其實是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現的巧合，而這一巧合正是以元稹、白居易平日的友情爲基礎的。唐代長安城東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當時的遊賞勝地。而且，進士登科後，皇帝就在曲江賜宴；慈恩寺塔即雁塔，又是新進士題名之處。他們兩人應當常到這兩處共同遊宴。對元稹說來，當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懷念故人、追思昔遊時，這兩處長安名勝，不僅在日間會時時浮上他的心頭，當然也會在夜間進入他的夢境。由於這樣一個夢原本來自對故人、對長安、對舊遊的朝夕憶念，他也只是如實寫來，未事渲染，而無限相思、一片真情已全在其中。其情深意真，是可以與白居易的詩比美的。 讀者更可見兩人的交誼之篤，也更可見白居易的這首詩雖像是偶然動念，隨筆成篇，卻有其深厚真摯的感情基礎。如果把兩人的詩合起來看：一寫於長安，一寫於梁州；一寫居者之憶，一寫行人之思；一寫真事，一寫夢境；詩中情事卻如《本事詩》所說，“合若符契”。而且，兩詩寫於同一天，又用的是同一韻。這是兩情的異地交流和相互感應。讀者不僅可以領略詩篇的藝術魅力，而且可以從它的感情內容得到真和美的享受。